臺灣與東亞的防疫經驗：社會學觀點
2020-03-30
1. 此系列原文刊登於Contexts Magazine: Sociology for the Public ，”the global coronavirus epidemic: commentary on east asia’s response”
2. 本系列文章由臺灣社會學會與報導者合作翻譯，前言及盧宛孜、錢岳、雷雅雯三人的文章由臺灣社會學會負責翻譯，駱明正的文章由報導者翻譯。
導言：當冠狀病毒全球流行──評論東亞各國的因應方式
文／Rashawn Ray and Fabio Rojas
譯／謝達文
《脈絡：為公眾而做的社會學》（Contexts Magazine: Sociology for the Public）在十天前公開徵稿，並且請作者們用五天的時間交稿。我們總計收到了將近兩百篇投書，而如果合併「作者們來自哪些國家」和「文章主題涉及哪些國家」，來稿涵蓋的範圍包含：澳大利亞、奧地利、孟加拉、巴西、加拿大、中國、剛果、古巴、丹麥、厄瓜多爾、德國、希臘、印度、愛爾蘭、義大利、牙買加、荷蘭、新加坡、南韓、瑞典、台灣、千里達與托巴哥、土耳其、英國、委內瑞拉和美國等。
有學者在《脈絡》的網頁上留言，認為「社會學家應當關懷活生生的人們，而非利用當前的極端事態，好讓自己的CV上能增加一筆出版紀錄」，但也有其他人說「我們關心的不是CV上的出版紀錄，而是要增進對社會現象的理解」。我們贊同後者的說法。更何況，來稿數如此龐大，正意味著社會學家確實有很多話可說。不僅如此，對我們當中某些人而言，寫作也可能是一種自我調適，讓我們覺得自己正在藉由專業知識、幫助人們更了解當前的情況，進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由於來稿數量龐大，編輯團隊必須排序分流，以確保我們對每一篇來稿，都能報以同等的關注、評估也得以一致。按照我們編輯往例，我們嘗試以主題組合文章。我們尤其喜歡可以相互參照、彼此補充的文章；此外，文章中如果含有在地的觀點，或是本於資料，又或者關乎政策，我們也都會特別重視。
為此，未來幾周，本刊預計將涵蓋的主題包含：亞洲、健保、前線人員曝險與關鍵基礎建設、政策、教育、以及社會不平等。我們希望作者們能有耐心、靜待文章逐步刊出；文章準備上網過程中，我們也會跟作者保持聯繫。
而我們之所以從亞洲開始，是因為亞洲被認定為這波全球流行病的起始點。而我們第一波刊載的文章，聚焦在：台灣在地理上距離中國這麼近，為什麼個案數這麼少？亞洲各國、各個政治體又如何處理醫療物資供給的問題？而當人們在物理上被隔絕、在社交關係方面也面臨孤立時，各個家庭又怎麼應對？而未來幾周，我們也將刊載更多篇文章，或以亞洲、或以亞裔美國人的經驗為主題，本期所刊登的只是第一波的文章。
在《脈絡》網頁上，有一位來稿學者說：「社會學擁有最深刻的理論觀點、概念工具，以及關於政策的想法。而在全世界各地，這場流行病影響了人們各種各樣的經驗，此時，社會學家們更該聚集起來、解釋這些不同的經驗」。而《脈絡：為公眾而做的社會學》所做的，恰恰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好讓社會學家，乃至其他社會科學家、學者，以及有實作經驗的各界人士，都能夠不需要等到多年之後、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已經無望無用時才發表，而能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就做出貢獻。「『如果不是我們來做，那又該是誰？如果不是現在，那又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應該引領討論，好讓『社會』力量能和生物因素受到同樣的關注。而且我們現在就該開始」──我們同意這個說法，而我們此刻正在付諸實踐。
台灣防疫經驗的現況與啟示：政府、健保、與文化
文／駱明正
譯／許睿洋
駱明正（Ming-cheng Lo）為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教授，著有《疆界內的醫生：在殖民地臺灣的專業性、民族性與現代性》(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一書。
COVID-19（亦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不但影響甚至威脅全球人民的生活，台灣－這個在國際舞台上長期飽受外交孤立的島國－在此刻卻忽然躍升成為外國報導中[2] 抑制疫情的「黃金標準」。時至3月25日，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僅有216人確診，並維持著相當低的社區傳染率。台灣與中國僅隔海相望、又與許多中國城市有著頻繁的直航，竟能只靠還算溫和的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措施，就能將疫情控制在這樣的程度，令人嘖嘖稱奇。《紐約時報》、《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與《衛報》(Guardian）等國際媒體，都以頭條新聞來報導台灣的防疫功效。
《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JAMA）的一篇報告[1]，將台灣的成功歸功於超前且全面性的管制措施，其中包含了124個執行項目。這些項目由中央統一且公開透明的公衛主管機關負責協調，搭配著台灣堪稱完善的全國醫療基礎設施與電子病歷等相關大數據的使用。2003年的SARS大爆發讓台灣人得到教訓，因此在此次疫情的初始階段，台灣便已開始對所有可能染病的人進行檢測，並持續追蹤所有確診病例的接觸史，因為當局超前實施針對性的隔離措施，從而減緩了後來需要封鎖整個城市或讓商家大規模停業的壓力。
在全球疫情絲毫不見緩和的情況下，台灣當然不能聲稱自己已經戰勝了新冠肺炎。但至少就當前而言，多數台灣人都能因為防疫措施的奏效而鬆一口氣，這樣的成功案例也在防疫期間帶來社會學上攸關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的啟示。
敏捷的防疫指揮體系，兼容的社會文化
首先，台灣的經驗說明讓我們看到，國家政府的執行力是否夠強、是否能反映民意，乃是保衛公共健康的重要關鍵之一。即便台灣人民在整場疫情中相當倚重社區網絡和崇尚法治的市民文化，但防疫所需的大量資源、科學人才與技術，乃至部會之間的協作與公衛當局的威信，都是由國家機關所提供。再高的市場效率、再多的公益組織創意，都無法取代上述的政府職責。
台灣的大眾也開始意識到，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社區中的所有人都需要受到保護。隨著傳染病持續肆虐，部分社運人士、社會學家和公民團體呼籲公衛專家伸出援手，為因違約逾期居留而藏匿行蹤的移工進行檢測。「移工為台灣人民照顧長者並對台灣經濟有所貢獻」的論述，已是老生常談，但現今的疫情更凸顯了「任何未受治療的患者對所有人都是威脅」的想法，也促使大眾思考自己對於這些「當地外來者」(outsiders within）的偏見，可能會讓台灣防疫上的成功功虧一簣。對移工的健康保護一事，台灣的大眾仍在謀取共識，但至少這個議題已經得到相當的正當性與能見度。
同時，台灣人民也意識到他們必須面對一個難題 ，那就是在社會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即便是一個兼容並蓄的社會也必須設下底線。確實，全球所有的全民健保系統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種形式的醫療配給，所以，問題不是全民健保要不要設限，而是如何讓設限的標準更趨向合理。近期，一名立法委員提案提高海外台灣人使用健保系統的門檻。一項由《聯合報》進行的線上調查結果顯示，約有80%的應答者對立委的提案或類似措施表示支持。許多人認為，為了確保台灣的全民健保系統（也被廣泛認為是此次台灣防疫成功的基石）得以持續運作，這樣的措施勢在必行。
保還是不保？如何為健保設定底線
如何在健保系統的兼容性與永續性之間取得平衡？這樣的辯論至關重要，但這樣的議題也很容易失去焦點，變成汙名化非納保者的討論。上述的立法委員便主張，海外國人的「醫療返鄉行程」實為健保制度在財務上遭遇困難的原因。立委與他的支持者更將提案戲稱為「黃安條款」，也就是以聲名狼藉的退休台灣歌手黃安為名。黃安現居於中國且經常貶低台灣，但卻時常因醫療需求返台。
暗指海外台灣人都對國家不忠並濫用醫療資源的說法，無疑地充滿問題，最大的問題便是這樣的討論轉移了問題的焦點，讓大眾忽略了真正關鍵的議題：台灣的健保系統確實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窘境。台灣的健保醫療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6.5%，這個金額約為多數已開發國家相關金額的三分之二，更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出於擔心對選情的負面影響，台灣的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一直避免觸碰吃力不討好的健保費調漲議題。COVID-19為大眾打開了面對此問題的機會之窗，但前提是，把海外台灣人當作代罪羔羊的民粹論調不能搶走鎂光燈的焦點。
簡言之，台灣抑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彰顯了其社區韌性上的若干結構性與文化性因素，包含一套有效的全民健保系統、一個執行力夠強、也能反映民意的國家政府。在文化上，大眾也漸漸願意思考保護邊緣群體的重要性，並且開始認真去面對健保制度在兼容性與永續性之間，如何能求取平衡的這個重要難題。當然，就算是最具包容性的群體也不可能毫無疆界，但台灣人民必須小心不落入一個陷阱：就是一旦把某些族群視為外人之後，就不知不覺開始汙名化那些外人。相反的，就算是對外人，也該以同理心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這些經驗對於台灣以外的世界各國而言，可能也同樣彌足珍貴。
參考資料
Reich, Adam D. 2014.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ospital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6):1576-628.
Smith, Nicola. 2020. “Taiwan sets gold standard on epidemic response to keep infection rates low.” The Telegraph, March 6, 2020.
Wang CJ, Ng CY, Brook RH. 2020. “Response to COVID-19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y, and Proactive Testing.” JAMA. Published online March 03, 2020.
四個亞洲政治體如何處理醫療物資供給的問題？醫療中的市場與社會權力
文／盧宛孜
譯／謝達文（經盧宛孜校對修正）
盧宛孜（Wan-Zi Lu）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近期合著《The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的其中一章。她的論文《政治體與身體的角力：從器官捐贈剖析倫理、市場與動員》追溯全球器官捐贈制度化的進程並且比較東亞各國器官捐贈的法規和發展。
在這波冠狀病毒大流行當中，口罩是維護病患和醫院工作者安全的必備品，因而成為最被需要的一項商品。但是，口罩供給卻又持續不足，這既是醫療上對口罩的需求大幅提升所致，同時也是因為大眾出於恐慌搶購口罩，以供自身使用，不顧專家呼籲「只有生病或高風險族群需要配戴口罩」。對此，東亞各國政府各自採行了不同的政策，以遏止口罩短缺帶來的恐慌，並且保障醫院工作者所需的口罩供給無虞，其中有些國家甚至直接干預口罩市場。這方面的政策差異，正好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探討「非常時期下取得的政治正當性，將如何重新定義『何謂正常』？」。
在東亞，四個不同的政治體，各自防堵疫情的策略都備受注意，但他們為了能將口罩提供給真正有需要的人，並且緩解社會恐慌，各自採取不同的方式管制口罩配銷，正可以互相比較、一併討論（見表一）。首先，香港政府認為任何市場控制都「可能帶來反效果」，因此，市場機制如常運作，口罩價格隨之水漲船高。而新加坡的政策，則是以一個既存的管制框架為本：從上個世紀以來，依照《價格管制法》的規定，如果有任何漲價情事，零售商都必須向政府提出報告、解釋何以調高價格；政府指派的價格監管單位，如果認定零售商的解釋並不充分，就可以由官員展開面談、並稽查庫房及店面。而自一月底開始、也就是傳染病爆發之初，關於口罩價格飆升，新加坡政府收到的檢舉就高達上百則，各個價格監管單位也為此展開調查，並呼籲「商家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相較於新加坡政府管制價格上限，南韓政府最初的策略則是從控制口罩總量下手。一直到三月初為止，南韓政府的作法，是要求口罩供應商必須將供貨量的一定比率上繳政府，並且逐步調升應提交的比率；此外，政府後來也禁止了口罩出口。但即使逐步加強這些措施，購買口罩所需的等候時間仍不見減少，南韓政府遂改採實名制配給政策，也就是台灣政府自二月初就開始採用的策略。台灣政府的作法，是直接將口罩移出既有的市場體系，自口罩生產到銷售、從價到量都一併管制。台灣政府是將所有供應鏈都納入控制範圍，禁止一切出口，並且要求商家不但不可以偏離政府的公定價格販賣，也不可以在政府特約的藥局外銷售，否則都將處以罰鍰。而南韓和台灣所採用的這項配給政策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夠憑身分證件，以高於疫情爆發前的售價、每週購買兩到三個口罩。
這些不同政策各自成果如何呢？香港多個醫界組織都特別指出，醫院工作者上個月能獲取的口罩量相當受限；此外，一般大眾取得口罩也頗為困難。而在新加坡，社會大眾購買口罩則必須大排長龍，政府因此必須又再重申「何時需要配戴口罩」的指引。相當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府呼籲商家必須負起企業社會責任，指的是請他們不要藉此牟利，但當香港的富商想要展現自己確實擔起了社會責任，採用的方式卻是把口罩捐贈給醫院。同時，在香港，政治利益各自不同的行動者也都加入戰局，不同的運動者和政黨，都在各自的選區免費派發口罩；而政黨分歧也直接對應到這些贈品的來源地：建制派的口罩來自北京，而民主派陣營則是從美國進口。
當人們急切需要口罩，但口罩供給卻又不足，口罩的分配──不論是採取贈品或者商品的形式──正恰好能反映各個政治體內部的權力結構。值此危機時刻，在南韓和台灣，再也沒有一項貨品，能像口罩一樣，清楚可見地讓我們看到「政府（在這兩個民主政體中，也就是執政黨）藉由特定貨品，掌控、使用個人資訊，並予以正當化」。而要評估配給系統的後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一個禮拜能買到至少兩三個口罩，已經讓許多人相當滿足，但對病毒的恐懼，仍然帶來了恐慌性搶購，人們仍然認為自己不得不多買一些口罩，而不去多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因此，舉例來說，政策實施幾個月來，我們依然能在台灣看到為了購買口罩而排的長龍。
同時，政府的強力干預，也影響了零售業和供應商：他們不但無法履行原先的出口契約，而他們所得到的利潤，也受限於相關管制規定，是純以擴大生產以增加本土供給為目標。就此，若要看到政策影響的全貌，這些商家所受的經濟損失，只是冰山一角。此現象告訴我們：這些政策的定位，固然只是短期措施，是以處理當前的危機為宗旨；但是政策影響的範圍，卻可能及於危機解除後，而且這些措施對市場的改造、影響可能是長遠永久的。在此之外，除了社會經濟面的不確定性，口罩相關政策也可能影響政治秩序：舉例而言，在香港，口罩是否真的能成為政治籌碼，在大眾心懷感謝下有效地轉化為選票？而在南韓和台灣，政府用實名制配給口罩取得的個人資料，之後又將如何使用呢？
表一、在東亞四個政治體，不同政府如何干預口罩市場？
以「社交孤立」與封城因應COVID-19
文／錢岳
譯／謝達文
錢岳（Yue Qia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她的研究主題涵蓋性別、家庭與人口。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最近刊載了她的作品。
在我們與COVID-19這場流行病艱困搏鬥之際，北美的專家們開始呼籲大眾「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以減緩病例數成長。流行病學家建議人們將社交接觸降到最低，並且縮減各種會面的安排，以減緩COVID-19的傳播。雖然說，這些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不論是停課、關閉公共場所、取消大型集會等等，對生活的干擾都遠遠比不上封鎖整座巨型都市，但這些政策在西方國家卻仍難以實行。據報載，美國有些人仍然會前去酒吧、讓許多酒吧至今依舊擠滿了人，而在英格蘭，也還有超過六千名跑者參與巴斯半馬拉松。而既然人們對於相對溫和的「保持社交距離」政策，都還如此抗拒，那麼，一旦採行更為嚴苛的隔離措施，我們又該怎麼想像人們的反應呢？
武漢是COVID-19的起源地，這波疫情的震央所在。截至2020年3月15日為止，武漢市累積通報個案數達到50,003例，佔中國案例總數（80,860）的六成以上。武漢是湖北省首府，也是華中地區交通樞紐，人口超過一千一百萬人；不只如此，COVID-19爆發時還正值春節期間，通常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來來往往，參與各種聚會、並拜訪親戚朋友。
因應COVID-19疫情，武漢市政府在2020年1月23日凌晨兩點就宣布，自當日早上十點起，所有自武漢出發的班機和火車一律取消，市內交通也一概暫停。1月26日，市政府更進一步禁止在市區內行駛任何汽車（包含私家車在內）。《紐約時報》報導指出「中國武漢封城的規模之大，據信是前所未見」。研究顯示，這樣大規模的封城，確實延緩了流行病的增長，並且有效圍堵其向外散佈。以至於，在2月12日病情達到最高峰、單日通報新增13,436例之後，病例數得以開始下降，而到了3月15日，武漢COVID-19的新病例已經只有四起。
我們可以觀察到，武漢封城明明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迅速發生，卻沒有造成社會的不安與反彈，這點實在相當不尋常。西方大眾對於「拉開社交距離」的態度，與武漢人民對於大規模隔離的看法，相比之下大相逕庭，而這點就足以告訴我們，對於每個個人在公衛危機下如何做決策，文化脈絡的影響至關重要。就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任務，正是去了解社會文化各個面向，在COVID-19疫情、乃至相應的公衛政策背後如何發揮作用。我的一個研究專案，近期獲得加拿大健康研究中心補助，而在這個計畫中、我所要探討的，正是「武漢居民如何理解隔離的目標，而他們為何、又如何遵循隔離的規定」。這項研究能夠提供證據，以實際資訊協助我們，好讓我們在制定流行病因應策略時，能對於文化因素更為敏銳；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說，「若要讓醫療體系更能適應不同狀況、而且更為平等、並且可長可久，那麼，我們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就必須帶入對文化層面的理解與認識」。
目前仍在武漢實施的隔離政策，是一種因應COVID-19疫情的公衛措施；而就此而言，這項措施毋寧也是一種強制性的「社交孤立」。從當地居民的角度來說，此時如果還必須各自想辦法自力更生，將是極端艱難的一件事。而就此，社會學家們也早已認識到，不論是災害本身所帶來的衝擊、又或是災後的復原情形，其實際情況如何，都會受到各種結構條件的形塑；而在「當地社群」的層次上，這些結構條件包含：社會服務是否到位可供使用？社會凝聚力是高是低？而各種與商業相關的條件又是如何？而我們也確實可以看到，武漢封城期間，在因應COVID-19疫情時，「社區」（在地社群的住民治理單位；譯按：此指「社區居民委員會」）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COVID-19疫情的每一個階段，當武漢市政府宣布當下的政策總體目標後，社區居民委員會就會開始依照這些目標，動員各種資源和服務。舉例而言，市政府在1月24日宣布，各社區要全面量測體溫，分辨疑似病例，並安排車輛、將病患載送到指定醫院，以接受檢查與治療，同時還要為居家隔離者提供各項服務。而為了解決隔離期間的不便，市政府也徵召了六千輛計程車，每個社區可以分配到三至五輛，用以載送物資、雜貨、藥物等等；但舉凡計程車如何安排、又有誰可以獲得這些服務等等事項，實質決定權都歸於社區居民委員會。因此，個人因應隔離和疫情的能力究竟能提昇到多高，就可能主要取決於所屬社區各自的脈絡。
未來一組相當重要的研究主題，將是評估武漢居民所獲得的各種社區服務，探討各項社區服務的效果和缺陷，進而關注社區內和社區間的資源分配，以及衡量社區服務對於公共衛生後果的實際影響。不論如何，在這波COVID-19疫情中，以在地社群為導向的行動，看來是個可能相當有效的取徑。而在COVID-19蔓延全球之際，當許多國家都逐漸擴張隔離措施所涵蓋的範圍，若要讓在地居民能在「拉開社交距離」、甚至封城的政策下，都還能不致孤立，那麼，「各方協同作業、並以在地社群為單位，提供各項服務」，就可能是相當有用的做法。
在我寫作本文的時候，COVID-19疫情在全世界已經造成超過七千人死亡，感染人數更超過十八萬人。如WHO所強調的，「我們必須記得這些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數字」。在武漢、乃至全世界，有數以千計的人失去家庭成員，甚至，在更令人悲傷的案例中，甚至全家都因感染COVID-19而死。而在武漢市，也有上百萬人被隔離超過兩個月，而且至今仍不知道隔離何時可以結束。武漢的經濟也深受打擊：許多公司和商家已經暫停營運、甚至永久倒閉，許多人失去工作、生計難以維持。COVID-19深深地嵌入了活生生的人們的生命當中；而這場公衛危機，既然是在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城市、地區和國家中發生，而這些地方又各有各的社會文化結構，那麼，我們若要能有效因應，就必須考慮各種在地脈絡所帶來的重要影響。亦即，為了因應COVID-19大流行所可能帶來的各種後果，我們極度需要以社會科學的研究為基礎、辨認出可行的取徑，這樣一來，不論是在訂定疫情因應措施的過程中，乃至於在此次大流行結束後、擬定重建策略時，我們的做法才都能夠對文化因素更為敏銳。
全民健康保險，衛生政策，與感染控制：從台灣出發的觀點
文／雷雅雯
譯／謝達文
雷雅雯（Ya-Wen Lei），哈佛大學社會系教授，著作有《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台灣雖然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外，地理上又距離中國如此之近，但相對於其他各國，面對這波COVID-19的疫情，防疫成果卻相當良好。台灣這個國家，公民有2,300萬人，當中還有85萬人在中國居住[8]。截至完稿時，台灣的確診個案數則是216人。雖說，在COVID-19已在全球廣為散佈之下，持續阻絕疫情是個相當艱鉅的挑戰，但是，對於來自中國的疫情，台灣的防堵工作做得相當成功。我主張，台灣因應COVID-19疫情的策略之所以能夠如此快速且有效，主要原因既是台灣人對於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的集體記憶，更因為台灣不但有一個民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更有一個福利國家體制。
在2002年11月，中國華南地區爆發SARS疫情，一直到2003年7月才告一段落。台灣的第一個通報確診案例發生在2003年3月；而最終，肺部功能嚴重受損的可能病例數，累計達到668例，死亡案例則有181人。當時，為了阻絕疫情擴散，台北市有一間醫院遭到封院，而院內被隔離的病人和醫療工作者當中，更有些人在生理或心理上，因此出現相當嚴重的長期後遺症[1]。
這樣慘痛的經驗，是台灣人的集體回憶，進而使得人們不分政治立場、都能有共識，知道流行病一不小心就能失控。此外，在SARS風暴之後，在台灣的各方行動者，不論是來自國家或民間，也都付出努力，針對政府因應流行病的策略、或者社會各界因應流行病的方法進行改善。這個集體記憶，不但解釋了政府何以對COVID-19疫情的各種反應都能如此快速－從邊境管制、到找出個案並予以追蹤，乃至疫情阻絕和資源配置都是如此[8] ，同時，這也解釋了社會大眾何以支持政府的行動。
國家行動力與公民社會的互相成就
除此之外，台灣也是發展型國家的經典案例[5]。在台灣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家扮演了關鍵的角色。Peter Evans（1995）一項著名的主張正是認為：幾個亞洲國家後進的產業轉型之所以成功，正可以歸功於「自主的官僚」和「國家與商業界行動者間的聯接管道」這兩項因素。
在這波COVID-19的疫情中，台灣政府之所以能夠緩解口罩短缺的問題，恰恰就可以讓我們看到發展型國家體制至今仍發揮相當的影響：由於台灣人口密度高，台灣人常用口罩自我保護；此外，SARS的經驗也讓台灣人學習到戴口罩的重要性；而在疫情爆發之初，由於台灣口罩仰賴中國進口，因而出現短缺；而發展型國家體制在此就發揮作用，台灣政府不但首先禁止了口罩出口，甚至更進一步動員製造商、並與其他公司和技術人員協調，增設了92條生產線，藉此有效解決口罩短缺的問題。
而Evans and Heller（2018）嘗試進一步拓寬「發展」的意義，希望這個概念可以不只涵蓋經濟成長；為此，他們就提出，所謂「鑲嵌」－也就是國家和國家以外的行動者之間的連帶－可以有不同的樣貌形構。他們也指出，所謂「國家以外的行動者」也可能來自公民社會。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發展型國家體制，為了因應民眾出於恐慌而搶購口罩，也出手以全民健保的資料庫為基礎，研發了一套資訊科技系統，以快速分配口罩；而這個系統的研發過程，則正是由國家行動者和志願幫忙的軟體工程師共同參與，相關的各種應用程式（比如其中一個的作用，是告訴民眾哪邊的藥局還有口罩存貨）也是這樣研發出來的。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間的合作還不僅止於此，更也延伸到打擊COVID-19相關的假訊息方面。雖然台灣社會在政治上確實極化，但「發展型國家的行動能力」以及「國家在社會中的鑲嵌性」兩者共同作用，卻能有效強化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
而台灣的福利國家體制（特別是全民健保體系）也發揮功用，強化了國家因應疫情的能力。與南韓的情況類似，民主化的過程，為台灣的政治人物帶來壓力，促使他們建立福利國家[7]。而台灣就是在1995年，以全民健康保險體系（NHI）取代了過去龐雜分立的各式醫療社會保險[3]。而健保體系雖然仍面臨各種挑戰－確保收支平衡、加強照護品質、以及提升每單位成本的效益等等－但台灣大眾對於健保支持率相當高，而健保體系也持續讓所有台灣人民都可以享受高效率又可負擔的醫療照護。台灣的醫療系統，與英格蘭和加拿大等國同屬單一付費體系，但台灣卻沒有發生如英、加等國病患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4]。此外，健保資料庫也是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2]。
基於上述種種，在台灣要處理COVID-19疫情的過程中，健保體系恰恰提供了相當穩健可靠的基礎建設；而如同前述，台灣政府在建立口罩分配資訊系統時，仰賴的也就正是健保資料庫。亦即，台灣在福利國體制下所建立的全國性醫療基礎建設，為因應疫情打下了穩固的地基。
解除公衛危機不需威權國家
最後，民主的政治體制，讓公民有辦法向政府問責。台灣政府持續提供透明且值得信賴的統計資料；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公民社會也有長足的進展。在這波COVID-19疫情期間，公眾對於政府的許多措施，都有相當的關切甚至批評，這些討論既涉及隱私保護和人權保護，也包含政府如何對待現居中國的台灣公民、或來自中國的已歸化公民、以及國際學生、乃至沒有身分證明的東南亞移工等等。舉例而言，有一群台灣社會學家，加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以及許多人權團體，都建議台灣政府應當涵納沒有身分證明的移工，而非將他們排除出去、又或予以處罰，才能讓這群移工有就醫的勇氣和資源。而對此，政府的回應，則是不會祭出嚴厲手段取締這群移工。
總結來說，台灣在工業化和民主化的進程中，不僅發展出了民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也建立起了福利國體制，而在此同時，台灣社會又有對於SARS的集體回憶；本文主張，是以上這些因素共同作用，進而幫助台灣能夠有效因應這波COVID-19的危機。台灣的案例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要能因應公衛危機，並不需要仰賴威權國家主導。事實上，中國的案例背後，正是中國政府在疫情爆發之初，不但阻礙了資訊流通，而且在其主導下，政府和民間對這波COVID-19疫情的回應也都有所延宕，最終才使得高壓手段成為不得不然。此外，證據也顯示，中國政府對於WHO的運作方式、乃至其接受課責的機制，都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影響。而台灣的案例也進一步告訴我們，建立福利國家雖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極多的資源、以及強大的政治與社會意志，但也確實至關重要。
在美國，媒體和許多人都怪罪執政當局、認為政府對於當前危機處理失當。雖然這些批評確實成立，但是我們也該看到：首先，美國社會大眾，對於福利體系可以如何改善，缺乏任何共識；在此同時，即使沒有任何事實基礎足以支持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卻仍然相信「以市場提供必要公共財」的可行性；而最後，長期以來，民眾對政府信任也持續下降──以上種種都告訴我們，美國國家體制的問題，其實要比當下的政府處理好壞與否，來得更為深層。
參考資料
1. Chen, Kow-Tong, Shiing-Jer Twu, Hsiao-Ling Chang, Yi-Chun Wu, Chu-Tzu Chen, Ting-Hsiang Lin, Sonja J. Olsen, Scott F. Dowell and Ih-Jen Su. 2005. “SARS in Taiwan: An Overview and Lessons Learn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9(2):77-85.
2. Chen, Yu-Chun, Hsiao-Yun Yeh, Jau-Ching Wu, Ingo Haschler, Tzeng-Ji Chen and Thomas Wetter. 2011.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Administrative Health Care Database as Study Object in Bibliometrics.” Scientometrics 86(2):365-80.
3. Cheng, Tsung-Mei. 2003. “Taiwan’s New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Genesis and Experience So Far.” Health Affairs 22(3):61-76.
4. Cheng, Tsung-Mei. 2015. “Reflections on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aiwan’s Single-Payer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Health Affairs 34(3):502-10.
5. Evans, Peter.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vans, Peter and Patrick Heller. 2018. “The State and Development.” Vol. 9292565540. WIDER Working Paper.
6. Peng, Ito and Joseph Wong. 2008.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Purpos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st Asian Social Policy.” Politics & Society 36(1):61-88.
7. Wang, C. Jason, Chun Y. Ng and Robert H. Brook. 2020. “Response to Covid-19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y, and Proactive Testing.”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doi: 10.1001/jama.2020.3151.
2. 本系列文章由臺灣社會學會與報導者合作翻譯，前言及盧宛孜、錢岳、雷雅雯三人的文章由臺灣社會學會負責翻譯，駱明正的文章由報導者翻譯。
導言：當冠狀病毒全球流行──評論東亞各國的因應方式
文／Rashawn Ray and Fabio Rojas
譯／謝達文
《脈絡：為公眾而做的社會學》（Contexts Magazine: Sociology for the Public）在十天前公開徵稿，並且請作者們用五天的時間交稿。我們總計收到了將近兩百篇投書，而如果合併「作者們來自哪些國家」和「文章主題涉及哪些國家」，來稿涵蓋的範圍包含：澳大利亞、奧地利、孟加拉、巴西、加拿大、中國、剛果、古巴、丹麥、厄瓜多爾、德國、希臘、印度、愛爾蘭、義大利、牙買加、荷蘭、新加坡、南韓、瑞典、台灣、千里達與托巴哥、土耳其、英國、委內瑞拉和美國等。
有學者在《脈絡》的網頁上留言，認為「社會學家應當關懷活生生的人們，而非利用當前的極端事態，好讓自己的CV上能增加一筆出版紀錄」，但也有其他人說「我們關心的不是CV上的出版紀錄，而是要增進對社會現象的理解」。我們贊同後者的說法。更何況，來稿數如此龐大，正意味著社會學家確實有很多話可說。不僅如此，對我們當中某些人而言，寫作也可能是一種自我調適，讓我們覺得自己正在藉由專業知識、幫助人們更了解當前的情況，進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
由於來稿數量龐大，編輯團隊必須排序分流，以確保我們對每一篇來稿，都能報以同等的關注、評估也得以一致。按照我們編輯往例，我們嘗試以主題組合文章。我們尤其喜歡可以相互參照、彼此補充的文章；此外，文章中如果含有在地的觀點，或是本於資料，又或者關乎政策，我們也都會特別重視。
為此，未來幾周，本刊預計將涵蓋的主題包含：亞洲、健保、前線人員曝險與關鍵基礎建設、政策、教育、以及社會不平等。我們希望作者們能有耐心、靜待文章逐步刊出；文章準備上網過程中，我們也會跟作者保持聯繫。
而我們之所以從亞洲開始，是因為亞洲被認定為這波全球流行病的起始點。而我們第一波刊載的文章，聚焦在：台灣在地理上距離中國這麼近，為什麼個案數這麼少？亞洲各國、各個政治體又如何處理醫療物資供給的問題？而當人們在物理上被隔絕、在社交關係方面也面臨孤立時，各個家庭又怎麼應對？而未來幾周，我們也將刊載更多篇文章，或以亞洲、或以亞裔美國人的經驗為主題，本期所刊登的只是第一波的文章。
在《脈絡》網頁上，有一位來稿學者說：「社會學擁有最深刻的理論觀點、概念工具，以及關於政策的想法。而在全世界各地，這場流行病影響了人們各種各樣的經驗，此時，社會學家們更該聚集起來、解釋這些不同的經驗」。而《脈絡：為公眾而做的社會學》所做的，恰恰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好讓社會學家，乃至其他社會科學家、學者，以及有實作經驗的各界人士，都能夠不需要等到多年之後、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已經無望無用時才發表，而能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就做出貢獻。「『如果不是我們來做，那又該是誰？如果不是現在，那又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應該引領討論，好讓『社會』力量能和生物因素受到同樣的關注。而且我們現在就該開始」──我們同意這個說法，而我們此刻正在付諸實踐。
台灣防疫經驗的現況與啟示：政府、健保、與文化
文／駱明正
譯／許睿洋
駱明正（Ming-cheng Lo）為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社會學教授，著有《疆界內的醫生：在殖民地臺灣的專業性、民族性與現代性》(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一書。
COVID-19（亦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不但影響甚至威脅全球人民的生活，台灣－這個在國際舞台上長期飽受外交孤立的島國－在此刻卻忽然躍升成為外國報導中[2] 抑制疫情的「黃金標準」。時至3月25日，台灣的2,300萬人口中僅有216人確診，並維持著相當低的社區傳染率。台灣與中國僅隔海相望、又與許多中國城市有著頻繁的直航，竟能只靠還算溫和的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措施，就能將疫情控制在這樣的程度，令人嘖嘖稱奇。《紐約時報》、《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與《衛報》(Guardian）等國際媒體，都以頭條新聞來報導台灣的防疫功效。
《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簡稱JAMA）的一篇報告[1]，將台灣的成功歸功於超前且全面性的管制措施，其中包含了124個執行項目。這些項目由中央統一且公開透明的公衛主管機關負責協調，搭配著台灣堪稱完善的全國醫療基礎設施與電子病歷等相關大數據的使用。2003年的SARS大爆發讓台灣人得到教訓，因此在此次疫情的初始階段，台灣便已開始對所有可能染病的人進行檢測，並持續追蹤所有確診病例的接觸史，因為當局超前實施針對性的隔離措施，從而減緩了後來需要封鎖整個城市或讓商家大規模停業的壓力。
在全球疫情絲毫不見緩和的情況下，台灣當然不能聲稱自己已經戰勝了新冠肺炎。但至少就當前而言，多數台灣人都能因為防疫措施的奏效而鬆一口氣，這樣的成功案例也在防疫期間帶來社會學上攸關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的啟示。
敏捷的防疫指揮體系，兼容的社會文化
首先，台灣的經驗說明讓我們看到，國家政府的執行力是否夠強、是否能反映民意，乃是保衛公共健康的重要關鍵之一。即便台灣人民在整場疫情中相當倚重社區網絡和崇尚法治的市民文化，但防疫所需的大量資源、科學人才與技術，乃至部會之間的協作與公衛當局的威信，都是由國家機關所提供。再高的市場效率、再多的公益組織創意，都無法取代上述的政府職責。
台灣的大眾也開始意識到，從公共衛生的角度而言，社區中的所有人都需要受到保護。隨著傳染病持續肆虐，部分社運人士、社會學家和公民團體呼籲公衛專家伸出援手，為因違約逾期居留而藏匿行蹤的移工進行檢測。「移工為台灣人民照顧長者並對台灣經濟有所貢獻」的論述，已是老生常談，但現今的疫情更凸顯了「任何未受治療的患者對所有人都是威脅」的想法，也促使大眾思考自己對於這些「當地外來者」(outsiders within）的偏見，可能會讓台灣防疫上的成功功虧一簣。對移工的健康保護一事，台灣的大眾仍在謀取共識，但至少這個議題已經得到相當的正當性與能見度。
同時，台灣人民也意識到他們必須面對一個難題 ，那就是在社會醫療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即便是一個兼容並蓄的社會也必須設下底線。確實，全球所有的全民健保系統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某種形式的醫療配給，所以，問題不是全民健保要不要設限，而是如何讓設限的標準更趨向合理。近期，一名立法委員提案提高海外台灣人使用健保系統的門檻。一項由《聯合報》進行的線上調查結果顯示，約有80%的應答者對立委的提案或類似措施表示支持。許多人認為，為了確保台灣的全民健保系統（也被廣泛認為是此次台灣防疫成功的基石）得以持續運作，這樣的措施勢在必行。
保還是不保？如何為健保設定底線
如何在健保系統的兼容性與永續性之間取得平衡？這樣的辯論至關重要，但這樣的議題也很容易失去焦點，變成汙名化非納保者的討論。上述的立法委員便主張，海外國人的「醫療返鄉行程」實為健保制度在財務上遭遇困難的原因。立委與他的支持者更將提案戲稱為「黃安條款」，也就是以聲名狼藉的退休台灣歌手黃安為名。黃安現居於中國且經常貶低台灣，但卻時常因醫療需求返台。
暗指海外台灣人都對國家不忠並濫用醫療資源的說法，無疑地充滿問題，最大的問題便是這樣的討論轉移了問題的焦點，讓大眾忽略了真正關鍵的議題：台灣的健保系統確實面臨著資金短缺的窘境。台灣的健保醫療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6.5%，這個金額約為多數已開發國家相關金額的三分之二，更只是美國的三分之一。出於擔心對選情的負面影響，台灣的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一直避免觸碰吃力不討好的健保費調漲議題。COVID-19為大眾打開了面對此問題的機會之窗，但前提是，把海外台灣人當作代罪羔羊的民粹論調不能搶走鎂光燈的焦點。
簡言之，台灣抑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成功，彰顯了其社區韌性上的若干結構性與文化性因素，包含一套有效的全民健保系統、一個執行力夠強、也能反映民意的國家政府。在文化上，大眾也漸漸願意思考保護邊緣群體的重要性，並且開始認真去面對健保制度在兼容性與永續性之間，如何能求取平衡的這個重要難題。當然，就算是最具包容性的群體也不可能毫無疆界，但台灣人民必須小心不落入一個陷阱：就是一旦把某些族群視為外人之後，就不知不覺開始汙名化那些外人。相反的，就算是對外人，也該以同理心和尊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這些經驗對於台灣以外的世界各國而言，可能也同樣彌足珍貴。
參考資料
Reich, Adam D. 2014. “Contradictions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ospital Ca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9(6):1576-628.
Smith, Nicola. 2020. “Taiwan sets gold standard on epidemic response to keep infection rates low.” The Telegraph, March 6, 2020.
Wang CJ, Ng CY, Brook RH. 2020. “Response to COVID-19 in Taiwan: Big Data Analytics, New Technology, and Proactive Testing.” JAMA. Published online March 03, 2020.
四個亞洲政治體如何處理醫療物資供給的問題？醫療中的市場與社會權力
文／盧宛孜
譯／謝達文（經盧宛孜校對修正）
盧宛孜（Wan-Zi Lu）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近期合著《The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的其中一章。她的論文《政治體與身體的角力：從器官捐贈剖析倫理、市場與動員》追溯全球器官捐贈制度化的進程並且比較東亞各國器官捐贈的法規和發展。
在這波冠狀病毒大流行當中，口罩是維護病患和醫院工作者安全的必備品，因而成為最被需要的一項商品。但是，口罩供給卻又持續不足，這既是醫療上對口罩的需求大幅提升所致，同時也是因為大眾出於恐慌搶購口罩，以供自身使用，不顧專家呼籲「只有生病或高風險族群需要配戴口罩」。對此，東亞各國政府各自採行了不同的政策，以遏止口罩短缺帶來的恐慌，並且保障醫院工作者所需的口罩供給無虞，其中有些國家甚至直接干預口罩市場。這方面的政策差異，正好給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探討「非常時期下取得的政治正當性，將如何重新定義『何謂正常』？」。
在東亞，四個不同的政治體，各自防堵疫情的策略都備受注意，但他們為了能將口罩提供給真正有需要的人，並且緩解社會恐慌，各自採取不同的方式管制口罩配銷，正可以互相比較、一併討論（見表一）。首先，香港政府認為任何市場控制都「可能帶來反效果」，因此，市場機制如常運作，口罩價格隨之水漲船高。而新加坡的政策，則是以一個既存的管制框架為本：從上個世紀以來，依照《價格管制法》的規定，如果有任何漲價情事，零售商都必須向政府提出報告、解釋何以調高價格；政府指派的價格監管單位，如果認定零售商的解釋並不充分，就可以由官員展開面談、並稽查庫房及店面。而自一月底開始、也就是傳染病爆發之初，關於口罩價格飆升，新加坡政府收到的檢舉就高達上百則，各個價格監管單位也為此展開調查，並呼籲「商家負起企業社會責任」。
相較於新加坡政府管制價格上限，南韓政府最初的策略則是從控制口罩總量下手。一直到三月初為止，南韓政府的作法，是要求口罩供應商必須將供貨量的一定比率上繳政府，並且逐步調升應提交的比率；此外，政府後來也禁止了口罩出口。但即使逐步加強這些措施，購買口罩所需的等候時間仍不見減少，南韓政府遂改採實名制配給政策，也就是台灣政府自二月初就開始採用的策略。台灣政府的作法，是直接將口罩移出既有的市場體系，自口罩生產到銷售、從價到量都一併管制。台灣政府是將所有供應鏈都納入控制範圍，禁止一切出口，並且要求商家不但不可以偏離政府的公定價格販賣，也不可以在政府特約的藥局外銷售，否則都將處以罰鍰。而南韓和台灣所採用的這項配給政策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夠憑身分證件，以高於疫情爆發前的售價、每週購買兩到三個口罩。
這些不同政策各自成果如何呢？香港多個醫界組織都特別指出，醫院工作者上個月能獲取的口罩量相當受限；此外，一般大眾取得口罩也頗為困難。而在新加坡，社會大眾購買口罩則必須大排長龍，政府因此必須又再重申「何時需要配戴口罩」的指引。相當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政府呼籲商家必須負起企業社會責任，指的是請他們不要藉此牟利，但當香港的富商想要展現自己確實擔起了社會責任，採用的方式卻是把口罩捐贈給醫院。同時，在香港，政治利益各自不同的行動者也都加入戰局，不同的運動者和政黨，都在各自的選區免費派發口罩；而政黨分歧也直接對應到這些贈品的來源地：建制派的口罩來自北京，而民主派陣營則是從美國進口。
當人們急切需要口罩，但口罩供給卻又不足，口罩的分配──不論是採取贈品或者商品的形式──正恰好能反映各個政治體內部的權力結構。值此危機時刻，在南韓和台灣，再也沒有一項貨品，能像口罩一樣，清楚可見地讓我們看到「政府（在這兩個民主政體中，也就是執政黨）藉由特定貨品，掌控、使用個人資訊，並予以正當化」。而要評估配給系統的後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雖然，一個禮拜能買到至少兩三個口罩，已經讓許多人相當滿足，但對病毒的恐懼，仍然帶來了恐慌性搶購，人們仍然認為自己不得不多買一些口罩，而不去多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因此，舉例來說，政策實施幾個月來，我們依然能在台灣看到為了購買口罩而排的長龍。
同時，政府的強力干預，也影響了零售業和供應商：他們不但無法履行原先的出口契約，而他們所得到的利潤，也受限於相關管制規定，是純以擴大生產以增加本土供給為目標。就此，若要看到政策影響的全貌，這些商家所受的經濟損失，只是冰山一角。此現象告訴我們：這些政策的定位，固然只是短期措施，是以處理當前的危機為宗旨；但是政策影響的範圍，卻可能及於危機解除後，而且這些措施對市場的改造、影響可能是長遠永久的。在此之外，除了社會經濟面的不確定性，口罩相關政策也可能影響政治秩序：舉例而言，在香港，口罩是否真的能成為政治籌碼，在大眾心懷感謝下有效地轉化為選票？而在南韓和台灣，政府用實名制配給口罩取得的個人資料，之後又將如何使用呢？
表一、在東亞四個政治體，不同政府如何干預口罩市場？
| 政府控制口罩價格 | |||
| 否 | 是 | ||
| 政府指揮口罩分配 | 否 | 香港 | 新加坡 |
| 是 | 南韓（3月9號以前） | 台灣（口罩配給） | |
以「社交孤立」與封城因應COVID-19
文／錢岳
譯／謝達文
錢岳（Yue Qian），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她的研究主題涵蓋性別、家庭與人口。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最近刊載了她的作品。
在我們與COVID-19這場流行病艱困搏鬥之際，北美的專家們開始呼籲大眾「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以減緩病例數成長。流行病學家建議人們將社交接觸降到最低，並且縮減各種會面的安排，以減緩COVID-19的傳播。雖然說，這些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不論是停課、關閉公共場所、取消大型集會等等，對生活的干擾都遠遠比不上封鎖整座巨型都市，但這些政策在西方國家卻仍難以實行。據報載，美國有些人仍然會前去酒吧、讓許多酒吧至今依舊擠滿了人，而在英格蘭，也還有超過六千名跑者參與巴斯半馬拉松。而既然人們對於相對溫和的「保持社交距離」政策，都還如此抗拒，那麼，一旦採行更為嚴苛的隔離措施，我們又該怎麼想像人們的反應呢？
武漢是COVID-19的起源地，這波疫情的震央所在。截至2020年3月15日為止，武漢市累積通報個案數達到50,003例，佔中國案例總數（80,860）的六成以上。武漢是湖北省首府，也是華中地區交通樞紐，人口超過一千一百萬人；不只如此，COVID-19爆發時還正值春節期間，通常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來來往往，參與各種聚會、並拜訪親戚朋友。
因應COVID-19疫情，武漢市政府在2020年1月23日凌晨兩點就宣布，自當日早上十點起，所有自武漢出發的班機和火車一律取消，市內交通也一概暫停。1月26日，市政府更進一步禁止在市區內行駛任何汽車（包含私家車在內）。《紐約時報》報導指出「中國武漢封城的規模之大，據信是前所未見」。研究顯示，這樣大規模的封城，確實延緩了流行病的增長，並且有效圍堵其向外散佈。以至於，在2月12日病情達到最高峰、單日通報新增13,436例之後，病例數得以開始下降，而到了3月15日，武漢COVID-19的新病例已經只有四起。
我們可以觀察到，武漢封城明明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迅速發生，卻沒有造成社會的不安與反彈，這點實在相當不尋常。西方大眾對於「拉開社交距離」的態度，與武漢人民對於大規模隔離的看法，相比之下大相逕庭，而這點就足以告訴我們，對於每個個人在公衛危機下如何做決策，文化脈絡的影響至關重要。就此，社會科學研究者的任務，正是去了解社會文化各個面向，在COVID-19疫情、乃至相應的公衛政策背後如何發揮作用。我的一個研究專案，近期獲得加拿大健康研究中心補助，而在這個計畫中、我所要探討的，正是「武漢居民如何理解隔離的目標，而他們為何、又如何遵循隔離的規定」。這項研究能夠提供證據，以實際資訊協助我們，好讓我們在制定流行病因應策略時，能對於文化因素更為敏銳；誠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說，「若要讓醫療體系更能適應不同狀況、而且更為平等、並且可長可久，那麼，我們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就必須帶入對文化層面的理解與認識」。
目前仍在武漢實施的隔離政策，是一種因應COVID-19疫情的公衛措施；而就此而言，這項措施毋寧也是一種強制性的「社交孤立」。從當地居民的角度來說，此時如果還必須各自想辦法自力更生，將是極端艱難的一件事。而就此，社會學家們也早已認識到，不論是災害本身所帶來的衝擊、又或是災後的復原情形，其實際情況如何，都會受到各種結構條件的形塑；而在「當地社群」的層次上，這些結構條件包含：社會服務是否到位可供使用？社會凝聚力是高是低？而各種與商業相關的條件又是如何？而我們也確實可以看到，武漢封城期間，在因應COVID-19疫情時，「社區」（在地社群的住民治理單位；譯按：此指「社區居民委員會」）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COVID-19疫情的每一個階段，當武漢市政府宣布當下的政策總體目標後，社區居民委員會就會開始依照這些目標，動員各種資源和服務。舉例而言，市政府在1月24日宣布，各社區要全面量測體溫，分辨疑似病例，並安排車輛、將病患載送到指定醫院，以接受檢查與治療，同時還要為居家隔離者提供各項服務。而為了解決隔離期間的不便，市政府也徵召了六千輛計程車，每個社區可以分配到三至五輛，用以載送物資、雜貨、藥物等等；但舉凡計程車如何安排、又有誰可以獲得這些服務等等事項，實質決定權都歸於社區居民委員會。因此，個人因應隔離和疫情的能力究竟能提昇到多高，就可能主要取決於所屬社區各自的脈絡。
未來一組相當重要的研究主題，將是評估武漢居民所獲得的各種社區服務，探討各項社區服務的效果和缺陷，進而關注社區內和社區間的資源分配，以及衡量社區服務對於公共衛生後果的實際影響。不論如何，在這波COVID-19疫情中，以在地社群為導向的行動，看來是個可能相當有效的取徑。而在COVID-19蔓延全球之際，當許多國家都逐漸擴張隔離措施所涵蓋的範圍，若要讓在地居民能在「拉開社交距離」、甚至封城的政策下，都還能不致孤立，那麼，「各方協同作業、並以在地社群為單位，提供各項服務」，就可能是相當有用的做法。
在我寫作本文的時候，COVID-19疫情在全世界已經造成超過七千人死亡，感染人數更超過十八萬人。如WHO所強調的，「我們必須記得這些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數字」。在武漢、乃至全世界，有數以千計的人失去家庭成員，甚至，在更令人悲傷的案例中，甚至全家都因感染COVID-19而死。而在武漢市，也有上百萬人被隔離超過兩個月，而且至今仍不知道隔離何時可以結束。武漢的經濟也深受打擊：許多公司和商家已經暫停營運、甚至永久倒閉，許多人失去工作、生計難以維持。COVID-19深深地嵌入了活生生的人們的生命當中；而這場公衛危機，既然是在一個又一個具體的城市、地區和國家中發生，而這些地方又各有各的社會文化結構，那麼，我們若要能有效因應，就必須考慮各種在地脈絡所帶來的重要影響。亦即，為了因應COVID-19大流行所可能帶來的各種後果，我們極度需要以社會科學的研究為基礎、辨認出可行的取徑，這樣一來，不論是在訂定疫情因應措施的過程中，乃至於在此次大流行結束後、擬定重建策略時，我們的做法才都能夠對文化因素更為敏銳。
全民健康保險，衛生政策，與感染控制：從台灣出發的觀點
文／雷雅雯
譯／謝達文
雷雅雯（Ya-Wen Lei），哈佛大學社會系教授，著作有《The Contentious Public Sphere: Law, Media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台灣雖然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之外，地理上又距離中國如此之近，但相對於其他各國，面對這波COVID-19的疫情，防疫成果卻相當良好。台灣這個國家，公民有2,300萬人，當中還有85萬人在中國居住[8]。截至完稿時，台灣的確診個案數則是216人。雖說，在COVID-19已在全球廣為散佈之下，持續阻絕疫情是個相當艱鉅的挑戰，但是，對於來自中國的疫情，台灣的防堵工作做得相當成功。我主張，台灣因應COVID-19疫情的策略之所以能夠如此快速且有效，主要原因既是台灣人對於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的集體記憶，更因為台灣不但有一個民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更有一個福利國家體制。
在2002年11月，中國華南地區爆發SARS疫情，一直到2003年7月才告一段落。台灣的第一個通報確診案例發生在2003年3月；而最終，肺部功能嚴重受損的可能病例數，累計達到668例，死亡案例則有181人。當時，為了阻絕疫情擴散，台北市有一間醫院遭到封院，而院內被隔離的病人和醫療工作者當中，更有些人在生理或心理上，因此出現相當嚴重的長期後遺症[1]。
這樣慘痛的經驗，是台灣人的集體回憶，進而使得人們不分政治立場、都能有共識，知道流行病一不小心就能失控。此外，在SARS風暴之後，在台灣的各方行動者，不論是來自國家或民間，也都付出努力，針對政府因應流行病的策略、或者社會各界因應流行病的方法進行改善。這個集體記憶，不但解釋了政府何以對COVID-19疫情的各種反應都能如此快速－從邊境管制、到找出個案並予以追蹤，乃至疫情阻絕和資源配置都是如此[8] ，同時，這也解釋了社會大眾何以支持政府的行動。
國家行動力與公民社會的互相成就
除此之外，台灣也是發展型國家的經典案例[5]。在台灣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家扮演了關鍵的角色。Peter Evans（1995）一項著名的主張正是認為：幾個亞洲國家後進的產業轉型之所以成功，正可以歸功於「自主的官僚」和「國家與商業界行動者間的聯接管道」這兩項因素。
在這波COVID-19的疫情中，台灣政府之所以能夠緩解口罩短缺的問題，恰恰就可以讓我們看到發展型國家體制至今仍發揮相當的影響：由於台灣人口密度高，台灣人常用口罩自我保護；此外，SARS的經驗也讓台灣人學習到戴口罩的重要性；而在疫情爆發之初，由於台灣口罩仰賴中國進口，因而出現短缺；而發展型國家體制在此就發揮作用，台灣政府不但首先禁止了口罩出口，甚至更進一步動員製造商、並與其他公司和技術人員協調，增設了92條生產線，藉此有效解決口罩短缺的問題。
而Evans and Heller（2018）嘗試進一步拓寬「發展」的意義，希望這個概念可以不只涵蓋經濟成長；為此，他們就提出，所謂「鑲嵌」－也就是國家和國家以外的行動者之間的連帶－可以有不同的樣貌形構。他們也指出，所謂「國家以外的行動者」也可能來自公民社會。而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發展型國家體制，為了因應民眾出於恐慌而搶購口罩，也出手以全民健保的資料庫為基礎，研發了一套資訊科技系統，以快速分配口罩；而這個系統的研發過程，則正是由國家行動者和志願幫忙的軟體工程師共同參與，相關的各種應用程式（比如其中一個的作用，是告訴民眾哪邊的藥局還有口罩存貨）也是這樣研發出來的。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間的合作還不僅止於此，更也延伸到打擊COVID-19相關的假訊息方面。雖然台灣社會在政治上確實極化，但「發展型國家的行動能力」以及「國家在社會中的鑲嵌性」兩者共同作用，卻能有效強化公民對於政府的信任。
而台灣的福利國家體制（特別是全民健保體系）也發揮功用，強化了國家因應疫情的能力。與南韓的情況類似，民主化的過程，為台灣的政治人物帶來壓力，促使他們建立福利國家[7]。而台灣就是在1995年，以全民健康保險體系（NHI）取代了過去龐雜分立的各式醫療社會保險[3]。而健保體系雖然仍面臨各種挑戰－確保收支平衡、加強照護品質、以及提升每單位成本的效益等等－但台灣大眾對於健保支持率相當高，而健保體系也持續讓所有台灣人民都可以享受高效率又可負擔的醫療照護。台灣的醫療系統，與英格蘭和加拿大等國同屬單一付費體系，但台灣卻沒有發生如英、加等國病患等待時間過長的問題[4]。此外，健保資料庫也是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2]。
基於上述種種，在台灣要處理COVID-19疫情的過程中，健保體系恰恰提供了相當穩健可靠的基礎建設；而如同前述，台灣政府在建立口罩分配資訊系統時，仰賴的也就正是健保資料庫。亦即，台灣在福利國體制下所建立的全國性醫療基礎建設，為因應疫情打下了穩固的地基。
解除公衛危機不需威權國家
最後，民主的政治體制，讓公民有辦法向政府問責。台灣政府持續提供透明且值得信賴的統計資料；而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公民社會也有長足的進展。在這波COVID-19疫情期間，公眾對於政府的許多措施，都有相當的關切甚至批評，這些討論既涉及隱私保護和人權保護，也包含政府如何對待現居中國的台灣公民、或來自中國的已歸化公民、以及國際學生、乃至沒有身分證明的東南亞移工等等。舉例而言，有一群台灣社會學家，加上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以及許多人權團體，都建議台灣政府應當涵納沒有身分證明的移工，而非將他們排除出去、又或予以處罰，才能讓這群移工有就醫的勇氣和資源。而對此，政府的回應，則是不會祭出嚴厲手段取締這群移工。
總結來說，台灣在工業化和民主化的進程中，不僅發展出了民主的發展型國家體制，也建立起了福利國體制，而在此同時，台灣社會又有對於SARS的集體回憶；本文主張，是以上這些因素共同作用，進而幫助台灣能夠有效因應這波COVID-19的危機。台灣的案例告訴我們，一個社會要能因應公衛危機，並不需要仰賴威權國家主導。事實上，中國的案例背後，正是中國政府在疫情爆發之初，不但阻礙了資訊流通，而且在其主導下，政府和民間對這波COVID-19疫情的回應也都有所延宕，最終才使得高壓手段成為不得不然。此外，證據也顯示，中國政府對於WHO的運作方式、乃至其接受課責的機制，都帶來了相當負面的影響。而台灣的案例也進一步告訴我們，建立福利國家雖然需要很長的時間、極多的資源、以及強大的政治與社會意志，但也確實至關重要。
在美國，媒體和許多人都怪罪執政當局、認為政府對於當前危機處理失當。雖然這些批評確實成立，但是我們也該看到：首先，美國社會大眾，對於福利體系可以如何改善，缺乏任何共識；在此同時，即使沒有任何事實基礎足以支持的情況下，美國社會卻仍然相信「以市場提供必要公共財」的可行性；而最後，長期以來，民眾對政府信任也持續下降──以上種種都告訴我們，美國國家體制的問題，其實要比當下的政府處理好壞與否，來得更為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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