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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新人發聲/翁康容
2021-09-01

文/翁康容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助理教授

        對於一個半路踏入社會學界的人來說,將自己的來龍去脈說明清楚可能是個如何介紹自己的好起點。過去的學術歷程上,我轉換了不少跑道,大學時期就讀台大農業推廣學系(現已更名為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學習了教育學與傳播學,輔修社會工作學系,碩士階段進入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傳播管理研究所(現已更名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接觸了行銷學與管理學,在經歷這麼多學科的學習與訓練後,真正最吸引我的還是社會學,因此在博士班的選擇上,最終落腳了政大社會所。在博士班期間,或許因為半路出家的緣故,反而讓我的學習變得很單純,甚至很享受。不同理論觀點間的辯論、深入不同議題時生成的各種創新概念、解決研究問題時所擬定的分析策略與分析方法等等都常讓我在閱讀之際嘆為觀止,也理解到社會學這個領域是由多少不可思議的腦袋所構築起來的。

        從博士班階段開始,慢慢累積了一些自己的研究,雖然說是研究,其實比較像是一個自我探究的過程,因為我所關心與實際的事物,包括就學、就業、婚姻與生育,都在我的研究歷程中一一面對,所以研究變得像是一種透過瞭解他人而看見自己的過程,就像是在地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一樣。

        我的研究首先聚焦在高等教育擴張之後學校到職場之間的轉銜過程,想要瞭解青年在轉銜的過程中遭遇的問題。研究過程很意外的發現,相對於「學以致用」這種長久而廣泛存在於文化、媒體、常民用語之中的概念,臺灣過去針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卻相對少。參與這項研究對於當時正處在就學就業轉銜階段的我來說既視感之深可以想像,但是歷經訪談後也擴大了我對於「學以致用」既定的想像。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不僅僅是「能否」學以致用的問題,因為即使看似學以致用的學用配對也可能存在不同意義,而即使看似學用不符的配對也可能在其他意義上找到相符的連結。因此,在研究結果發表中,我與政大社會系的張峯彬老師以凸顯教育與勞力市場連結上的複雜性與多樣性為目的,而不去嘗試建構一個讓兩個社會制度對應的系統。我們指出過去教育過量的分析(教育的垂直分化)將教育與職業分為「相稱」與「不相稱」兩類的作法值得反思,因為此作法預設教育與職業必定有某種連結,但受訪者實際的經驗卻常將它們視為兩個獨立的範疇。與其硬將個人套入二分類法中,更重要的是釐出更多樣的可能面貌。在學用不符(教育的水平分化)的討論中,我們指出在專業技術層次上,即便個人職業與所學屬同一專業領域,仍然存在至少三種不同面向的學用不符,包括專業知能訓練程度上的落差、學院知識抽象難以轉化應用、產業變化快速以致沒有「機會」學以致用等。

        在博士班思考轉寫論文的階段,對於一個曾進出勞力市場再重返校園以及經歷結婚與生育的人來說,什麼是成人以及臺灣轉至成人的圖像為何是一個發自於內的研究關懷。很幸運地,在博士班的階段我重新接軌上大學時期的老師—謝雨生老師,在他的指導下,讓我有機會對於臺灣轉至成人歷程的變遷與樣態做一探究。我以轉至成人歷程中最常見的生命事件作為分析的基礎,包括就學、就業、結婚、生育。或許因為每個人都正過著自己的人生,生活周遭的他人也都提供觀察生命如何度過的機會,對於人生或許也都有一番見解,使得這些生命事件看似平凡不過,不過若回顧國內相關文獻卻可以發現,過去研究對於個別生命事件的探討頗多,但對於不同群體如何度過重要生命事件的統整性研究卻是相對缺乏的。生命事件交錯存在、重疊發生,彼此間相互牽動,若僅是對於個別生命事件進行分析將忽略生命作為一個整體的原貌,我們對於生命歷程內涵的掌握,如生命事件持續期、順序、時間間隔也就未能凸顯,它們與社會結構、文化脈絡交織出什麼意涵也缺乏施力點。

        我的博士論文即從生命軌跡的角度分析1935-1984出生世代的生命歷程圖像,研究發現台灣轉至成人歷程存在明顯世代變遷,轉至成人歷程起步時間逐漸變晚而且持續期增長,生命事件順序彈性增加,第一生命事件從完成學業到更多人為開始工作,婚姻定錨作用消失,使「早起步慢完成、晚起步快完成」型態轉變為「早起步快完成、晚起步慢完成」。性別與家庭社會階層持續影響不同世代的轉至成人歷程,高家庭社會階層男性有較長且彈性的轉至成人歷程,供其編寫適合自我的路徑,其較高的生命事件未發生率意味著必須反思「無法完成生命事件者為失敗者」的刻板印象。低家庭社會階層女性之轉至成人持續期短且採行規範性路徑,必須承受生命事件快速發生的衝擊,且無法跳脫傳統框架。

        博士班畢業之後,我來到中山大學社會系擔任專案教師。在這裡,我有了一段很豐盛的經歷。我參與了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HFCC):「邊緣社區認同再造 -- 在地傳承與跨界創新」,執行了很不一樣的教學嘗試。課程結合在地文化與實作創新,跨界傳統技藝與人文思潮,我們踏訪社區聚落、採集在地生命故事,並真實復刻舊時漁村經濟活動建物「藏仔寮」。

        執行社會實踐計畫之際,我也試著研究動能。在第二次性別革命把焦點轉向家庭,我參與楊靜利老師的研究計畫一同重訪2000年過後受較少重視的家務分工議題。在臺灣性別角色態度有長足改變,但家務分工平權卻持續停滯的矛盾下,我們因而針對家務分工的「知行落差」與「自評落差」現象進行探討。研究結果顯示,家務的知行落差嚴重,而且女性較男性明顯。不僅如此,雖然女性擔負多數的家務,卻較男性容易認為家務分工是公平的,這將使得現行不均的家務分工更難改變。因此可以說,雖然女性的教育程度與職業地位有所提升,但是不僅自述之性別角色態度可能僅反映政治正確的表述,舊有家庭分工的想像仍然框限家務負擔的自評基準,進而阻礙性別平權更進一步發展。

        進入到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服務後,在經歷教育到工作、工作到家庭衝突的研究後,我發現自己始終對於人們如何度過一生充滿好奇,因此我再回到以生命軌跡探討生命歷程的研究路線,而延續點就是對於臺灣生命歷程「個人化」之發展與模式的探討。生命歷程個人化的論述源自於傳統規範相對鬆動後,個人較過往更能脫離規範性生命歷程,教育與勞力市場的往返、婚姻的不同型態、生育價值與決策的改變都是可見的例子,使得生命歷程多樣性增加。不過,這樣的論述引起了一些討論與挑戰,例如究竟何謂生命歷程個人化?其不同面向要如何對應到適當的分析方法?誰的生命歷程展現較高度的個人化?較高的生命歷程個人化意謂著更多的機會或更深的不安全?西方國家的研究尚未有定論,部分研究指出生命歷程並未如想像中存在規模性的變化,生命歷程甚至有越來越相近的趨勢,亦有國外文獻指出工業化前的生命歷程並未如想像的循序性與規範性,而誰能享有生命歷程個人化帶來好處,誰承受著後果亦有不同的研究發現。臺灣經歷教育年限大幅拉長、經濟與勞力市場不穩定、晚婚晚育與不婚不育、人口結構劇烈震盪等變化,是個極適合探討生命歷程個人化程度、變遷與群體差異性的社會,於此進行個人化研究不僅將可更精確掌握生命歷程的發展與脈動,亦能以實證回應理論,與西方國家對照。

        一如我的研究歷程,社會學對我的影響很個人,是一種甜與澀的綜合體,甜在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當道的年代讓我可以有不同的觀點自持,澀在如何以這樣不同的觀點與同溫層外的世界相處。所以,與其說社會學是一門學科,對我來說它更像是打造生活的過程,在敲敲打打、修修改改之中,歷經很多自我對話與生活折衝。這場裝修雖然不知道完工日期、不確定最終成品的模樣,隨著生命歷程的關懷而衍生的研究也看似沒有遠大革命家的精神,但是或許透過這些很貼近生命的研究,不僅讓我自己,也能給處在社會中不同人生階段的人考察與標記自己生命歷程的機會與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