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教授	學位	校系	姓名	論文題目	權利
吳介民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	朱胤慈	失語的傷痛：中國東莞農民工的健康與醫療	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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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農民工、公民身份差序、健康、醫療、社會保險、隱蔽文本目次：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中國醫療保險及田野地發展歷史介紹、第三章 工廠生活中的日常保健、第四章 趕工壓力下的身體管控、第五章 打工的身體——一個創傷的詞、參考資料摘要：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從社會主義轉型到後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亮眼的成績。但市場力量同時導致原有計畫經濟底下醫療保險的瓦解，使得中國人民一直存在「看病貴、看病難」的醫療困境。本研究尤其關注的是，長期處在戶籍制度和資本主義壓迫的農民工群體的健康與醫療問題。這些農民工雖則生活在城市裡，卻並未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內容，這是中國戶籍制度所帶來的歧視性對待，造成農民工「非農非工」的歷史特殊地位。本研究由制度分析出發，分析東莞在制度設計是否存在歧視性對待，並利用「公民身份差序」這個概念，來解釋這套歧視性的制度設計的內在邏輯；制度分析之外，則蒐集整理了大量農民工的日常對話，紀錄農民工群體是如何回應這套歧視性制度，他們的主體感受為何。本研究針對東莞農民工的健康與醫療問題得出的結論為：東莞在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上並未明顯歧視農民工，但在地方政府與企業主共謀的「買數」下，農民工的健康與醫療權利有意地被忽視；另外一方面，企業也會透過工廠規約來管理農民工身為勞動力的身體，加上農民工自身的經濟壓力，使得他們難以承認自己的疼痛、病痛，因而有「我很健康、我不生病」這樣的論述出現，他們的「隱蔽文本」向「公開文本」趨同，而不若James Scott筆下的農民如此具有抗爭性。這是由於農民工身上交纏著來自國家、地方政府和企業主的種種壓迫，無法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掙扎、在抵抗的具體對象為何。失語成為農民工共同的傷痛。論文頁數：128
 

指導教授	學位	校系	姓名	論文題目	權利
苗延威	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	李晏甄	台灣南北對立想像的興起	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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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南北對立、南北差距、重北輕南、南北差異目次：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台灣中心的轉移：清末及日治時代的歷史考察、第三章 「重北輕南」論述的出現、第四章 「污染南部，稅繳台北」論述的起源、第五章 台灣南北差異的建構、第六章 「重北輕南」論述與「南北差異」論述的交會與對抗、第七章 結論、參考文獻摘要：本文的目的在於了解南北對立的想像是如何出現在台灣社會，又是如何成為爭議的焦點。筆者從論述分析的角度出發，一方面考察南北對立想像論述出現時空與背景，另一方面則從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角度，探討隱藏在論述背後的結構力量。研究發現，當代台灣有兩股力量，都以「南／北」二元分類方式來認知台灣社會，一股是基於南部的弱勢感受，控訴資源配置不公的重北輕南論述；另一股則是為了區隔選民所產生的南北差異論述。促使「重北輕南」感受的結構因素，遠因來自於清末日治時代台北逐漸成為台灣政經中心；近因則是1957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之後，所獲得的財政優勢，導致其他縣市與台北市資源的落差。在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之後，高雄市的政治菁英漸漸感受到雖位於相同行政層級，但資源卻不如台北市，因此開始將這種狀況批評為「重北輕南」。到了1990年代，相關論述更因北高市長直選的競爭壓力而浮出檯面，成為公共議題。而相關論述之所以能獲得民眾呼應且持續受到討論，則與1980年代以來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導致勞力遷徙模式南北分流轉為向北部單向集中，及其引發的各種效應有關。南北差異論述起因於國民黨內部的省籍鬥爭。以外省人為主的新國民黨連線，為了淡化本身及支持者的省籍特性，試圖將其與國民黨主流派的省籍差異包裝成地域差異，以「台北都會中產階級選民／中南部鄉村選民」的劃分方式取代「外省人／本省人」。這套原本基於政治鬥爭而出現的論述，後來隨著政黨競爭，漸漸在各項選舉中被討論與強調。2000年後更因「北藍南綠」說法的出現，而使南部人與北部人的差異廣泛被論述。本文歸結，台灣南北爭議的發生混雜多重因素，既是族群問題的延伸，又牽涉財政分配制度，同時也與台灣產業結構變遷息息相關。論文頁數：199
 

指導教授	學位	校系	姓名	論文題目	權利
沈秀華	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	高子壹	在「家」與「教」之間：家教關係中的劃界與再生產	未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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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母職、學校教育、家庭、階級、劃界、再生產目次：第一章 問題意識與現象描述、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第三章 家庭裡的互補教育工作、第四章 買賣（互補）教育工作、第五章 學校作為社會再生產的核心機制、第六章 再生產：家教老師作為再生產機制的工人、第七章 結論、參考文獻摘要：本研究從國中生家長與家教老師之間的教育分工切入，探討學校、家庭與市場三個社會機制之間如何劃界，並再生產社會關係。本研究發現，近年來，教育責任大幅度地由國家往家庭轉移，臺灣母親承擔更重的教育母職，她們透過外包教育工作的方式，協商臺灣社會對母職的過度要求，並且購買中產階級式的代間階級流動想像：包括買賣（中產階級母親在家庭內進行的無酬）互補教育工作，以維護（中產階級式）諄諄善誘的慈母形象；買賣大學生家教老師具有的「好學生」、「白領工作者」的模範形象，展現出對子女透過學校體系晉身中產階級的期待。而新時代的互補教育要求，有利於高經濟收入、高教育程度、高度性別分工的都市新中產核心家庭。家教老師與家長的僱傭關係跨越多重界線，買賣教學工作、情緒勞動以及生活教育。家教老師與家長會進行關係工作，確保社會界線與象徵界線間的一致性：包括掩蓋家教工作的經濟性質，強調其教育的神聖性；或者區隔師生關係與朋友關係，避免師生相處中建立的親密性威脅教學關係與僱傭關係。這些關係工作重新確立家庭、市場以及教育場與間的範疇界線，同時，家教老師與家長也在差別定價以及討價還價間，賦予家教費豐富的社會意義。本研究指出，實作層次的教育劃界，將再製學校教育、勞動市場與家庭三個階層性社會再生產機制間的結構性連結。許多家教老師在非正式師生角色扮演中，傳遞學校體制內功績主義的神話，並誘導學童向學，以說服學童相信（表現宰制階級利益的）學校是公平的，肯認「學校作為再生產機制」的合法性。從學生到家教老師的養成過程，點出每個「被社會化者」都可能化身為霸權行動者，也因此，每個人都應成為改革者。
論文頁數：164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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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	學位	校系	姓名	論文題目	權利
柯志明	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陳兆勇	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台灣土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	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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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減租、公地放領、糧政、國家與社會、階級目次：第一章 導論、第二章 1949年之前國府在臺的土地改革政策、第三章 布置後方：私地減租以及墾荒暨公地放領政策的變調、第四章 政局鉅變與公地放領的再現、第五章 階級立場旗幟鮮明的三七五減租、第六章 聯戰策略與耕者有其田、第七章 結論、參考文獻摘要：本論文從國家、地主與農民三個集體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來解釋戰後初期臺灣的土地改革。行動者的抉擇受其擁有的權力以及既存的歷史社會條件之限制。行動者的利益考量和權力大小則與其所處的社會結構位置息息相關。其中，國家是最有權力的行動者，其決策考量對土地政策的發展影響甚大。研究發現，國府將土地改革當作策略性工具，用以解決戰後初期（1945-1953年）所遭遇的統治難題。依據國府施政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這段土地改革史可以用1950年的過渡期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戰後到1949年底，問題重心在從臺灣汲取糧食以供應軍稰公糧。此時期的公地放租、墾荒暨公地放領和私地減租三個措施都或深或淺受糧政影響。長官公署原本將公地放租當作財政收入的一環，隨即將其改為糧食汲取工具。1948年魏道明省府推行墾荒暨公地放領政策來解決失業問題；但為兼顧糧政，省府限制放領面積並規定地價儘量以稻穀徵收，以免危及公地放租在糧食汲取上的功能。1949年陳誠省府實施私地減租是為了解決先前對地汲取的糧政措施所導致的租佃條件惡化及農村動盪問題，同時用以刺激糧食增產以因應遽增的軍糧負擔與本地糧食需求。減租配合肥料換穀雙重措施讓省府得以兼顧糧食增產與汲取。後期從1950年底至1953年，首要課題在通過選舉的考驗，維持政權的穩固。1949年底國府敗退臺灣，蔣介石在美國軍方人士建議下安排其親信吳國楨擔任省主席。不料吳國楨卻違逆黨中央意旨，積極推行公地放領與地方自治選舉。1950年7月縣級選舉首度開辦後，本地地主勢力藉機而起，國府備感威脅。起初國府試圖走工農群眾路線，直接爭取廣大農民的支持與選票。黨中央採取拉攏農民、打擊地主的階級分而治之策略，制定更加偏袒佃農利益的三七五減租條例，對地主則不分大、小一律加以打壓。然而，經過時間與經驗的歷練，黨中央逐漸認清，在本地社會既存立基於人際網絡的選舉動員與投票模式下，外來政權不易直接掌控本地選民選票，難以在地方選舉中取勝。短期間內黨仍需倚靠本地勢力間接統治臺灣。1952年底黨中央調整結盟策略，並將之與土地改革措施結合，透過耕者有其田達成三個目標：整編舊菁英、扶植新勢力、中立化小地主。國府一次徵收地主菁英大量土地，有效削弱其經濟、社會力量，以利控制之，再收編順服者作為地方治理的協力者。另方面，國府不再主張限制佃農承領與佃耕的面積，給予大佃特惠利益，拉攏並扶植其成為地方基層的新勢力。1950年底起，國民黨的黨員徵收和組織發展策略也反映土地政策變革的策略用意作出相應的調整。後期土地政策的變革深受選舉開辦後政治局勢的衝擊，土地政策反過來也影響了後續臺灣地方政治的發展。
論文頁數：336